《给阿嬷的情书》中，还有一种独特的东西，那就是独特的中式美学。

　　我们以前看的很多所谓的“东方电影”，其实内核都不是东方的……而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是白人式的“东方主义”。

　　因为它们所展现的一切都是压抑、对抗、疯癫、激烈、歇斯底里的，说难听点，那些东西是为了迎合殖民者的猎奇审美。

　　真正的东方美学，或者说“中国美学”是什么？是温和而克制，说起来有点玄，我随便举两个例子：

　　1、当淑柔接到那张“全家福”照片，误以为木生已经在南洋娶妻生子时，她表现出来的不是伤心或者是愤怒，而是淡淡笑了一下，说“到现在才告诉我”，然后把照片轻轻放在手边，甚至没有让雨水打湿它。

　　2、当淑柔知道木生在1960年就去世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她拿起那张“全家福”照片，没有怨怼，而是轻轻地说“这么多年，南枝一个人带这么多小孩，好辛苦啊”，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南枝不容易。

　　大家想一下，那些科班出身传统的导演和编剧会怎么处理这个情节？在他们的思想钢印中，淑柔就该破防崩溃，歇斯底里，撕碎照片，质问“苍天不公”了……

　　实际上，《给阿嬷的情书》处理得更加合情合理，一个传统中国的农村女性，一个拉扯几个娃长大的母亲，是极为坚韧的，并且是有智慧和共情能力的……哪怕是误会了，她也不会对南枝有多少怨恨，反而会同情她、理解她，最后了解真相了，更是惺惺相惜，成为真正的知己。

　　木生在南洋当苦力的时候，长期住在南枝家的客栈里，两人在艰难的环境中可以说互相扶持，相濡以沫，但他们之间并没有男女之情，南枝肯定是欣赏木生的，但最终并没有上升到爱情的程度，反而南枝开始对远在万里之外木生的家庭、木生的妻儿产生了兴趣，对那个自己从未见过的中国产生了兴趣，木生死后，南枝甚至扮演了木生，长期给木生的妻子淑柔写信寄钱，这成了她后半辈子的习惯……这也是一种克制。

　　这样的安排很合理，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的相处方式。

　　你说南枝和木生之间有没有互相爱慕的情愫？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但没必要去讲清楚。

　　中式美学讲究“留白”，写意山水画，寥寥几笔勾勒出河山、草木、人物，剩下的都是大片的空白……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去“二创”。

　　如果那些科班出身的那种传统编剧导演来拍这个情节，一定会给他们安排一场轰轰烈烈要死要活的狗血恋情，弄一堆曲折离奇峰回路转的插曲……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西方戏剧、西方电影理论教出来的，这是他们的“公式”，看他们的东西为什么会有强烈的不适感？因为那不是我们的生活，那不是我们的文化，那不是我们血脉里熟悉的东西，强行移植，会让观众心理上产生强烈的排异反应。

　　电影中，木生并不是完人，他只是个血气方刚，有情有义的小伙子，并不懂太多大道理，他把南洋华侨的孩子们拉到一起学中文……并不是他有志向传播华夏文明，而是因为他本能地认为——“人不能是文盲”，“中国人得识字”。他屡次为同胞出头，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思想和觉悟，而是因为他拥有本能的、朴素的侠义之心，他讲感情，讲义气，人在海外，同胞就是要帮同胞，兄弟就是要帮兄弟。

　　导演和编剧并没有给他一个轰轰烈烈的退场，而是他半夜听到贼人上了隔壁船，出于义愤，他冲上去搏斗，被贼人杀了……死得冷冷清清无声无息。

　　中国人骨子里是唯物主义的，并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奇迹发生。一个普通人的退场和谢幕，就是这样的，再鲜活的生命，也要面对意外和无常……他死后，南枝并没有表现出极度的痛苦和哀伤，而是扛起了更重的担子，一个人养两个家庭。

　　这也是一种克制，对于生者来说，沉溺于悲痛没有意义，你还有别的责任，为了家庭，为了你在乎的一切，你还得勇敢面对，努力走下去。

　　几十年之后，当淑柔知道了整个故事之后，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悲喜交集、泪雨滂沱，而是颤巍巍站起身，说“橄榄菜凉了吧，我去看看”，然后和儿子一起走入雨中，走向厨房。

　　这也是一种克制，真正坚韧善良的中国女性就是这样的，不会大喜大悲，而是活在当下，先去做当下该做的事情。

　　淑柔后来去了泰国，见到了南枝，但南枝因为多年的辛劳工作，更年轻的她，反而满头白发，显得比淑柔更老，而且，她已经不记得以前的事了……唯一记得的就是“淑柔姐，咸肉收到了吗”？“收到了”，“好吃吗”？“好吃我还给你寄”……

　　这还是一种克制，换了传统科班出身的导演和编剧，一定会把这一段处理成两个老人抱头痛哭互诉衷情……然而，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哪怕是知己相逢、夫妻团圆，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好吃吗”？“好吃我还给你寄”，这太中国了。

　　电影结尾，展示了大量从清末到民国到新中国事情海外华侨的“侨批”，有人寄钱回来养家，有人寄钱回来赎回女儿，还有人寄钱回来支援国家抗美援朝……这些人有的是贩夫走卒，有的是成功商人，但他们都是中国人。

　　电影没有刻意的宏大叙事，没有强行上价值，哪怕淑柔、南枝这些人经历了大半个世纪，战火、苦难、半封建半殖民地、贫穷和匮乏，他们都经历过……然而他们从未抱怨过时代和环境，只是努力去生活，千言万语化作淑柔在飞机上的一句话“以前去南洋，一走就要一个多月”。

　　这依然是一种克制。

　　这种感觉，某些学电影的专业人士未必懂，但每一个朴素的中国人都懂。

　　中国的电影，未必需要科班出身的传统电影人去做，但需要真正有文化的中国人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