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科学史家熊卫民教授应合肥科技馆的要求采访了时年97岁高龄的杨振宁教授，并拍摄了纪录片。由于访谈只有短短十分钟，能谈的话题非常有限，以至于熊教授并不认为这是一次令人满意的访谈。但当6年后杨先生仙逝，熊卫民回听这段访谈录音时感到，这是一次自觉时日无多的杨先生对家乡人的最后谈话，而杨先生自己对这次谈话是非常满意的。

撰文 | 熊卫民

2025年10月18日，科学巨擎杨振宁去世。消息迅速被刷屏，朋友们议论纷纷。这不禁让我想起了6年前我对杨先生做的一次访谈。当时他年满97周岁，经常生病，脊背已难以直立，身体相当虚弱，极少接受外界的访谈。只是，对来自家乡合肥的锲而不舍的请求，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接受。

鉴于机会难得，邀约方合肥科技馆决定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去执行此计划。考虑到当时身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师的我在访谈科学家方面较有经验，他们找到了我，想让我做访谈人。我以前跟杨先生有email联系，对他做过一点研究，也乐意做此事。我们团队的目标是为杨先生做一个纪录片，在合肥科技馆杨振宁厅循环播放。为此我们还在访谈杨先生之前，访谈了一些跟杨先生有过接触的人，譬如美国的科学史家王作跃教授。

在杨先生因病推迟了一次又一次之后，2019年10月17日，我们终于执行了对杨先生的访谈。说实话，对这次访谈我并不满意。这不仅是因为在访谈前不久杨先生提出只能谈10分钟，时间实在太短，内容难以深入，更因为在访谈过程中我不得不做出妥协。以往做访谈，我都是主动提问的一方，可访谈杨先生时，他更加强势。正式访谈前几分钟，他问我打算问哪些问题。在讲了两个问题后，我说：“我注意到，从1956年提出宇称可能不守恒，到1971年毅然回到‘文革’中的中国，到1980年代明知最高领导人与自己意见不同仍坚持反对上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您做了不少不计利害，乃至惊世骇俗之事，很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气概。我很想知道，您为什么敢如此坚持自己的意见？”他马上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跟领导人意见不完全一样的话就不要讲了。我建议你问：‘你曾经说过，你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不如人的心态。你为什么讲这话？’”对于这位年近百岁的明星科学家的指示，对他有所求的我没法拒绝，只好任他摆布，充当了他的提线木偶。正因为没发挥出自己的特长，多年以来，我没有对外谈论过我对杨先生做的这次访谈。

为纪念杨先生，2025年10月18日晚上，我在微信朋友圈把“六年前我访谈杨振宁先生时拍的一些场景照”给发布了出来。《人文中国》的编辑朋友看到后，一再建议我把相关访谈的具体内容整理出来。我回听了那段访谈的录音，感觉那实际是自觉时日无多的杨先生对家乡人的最后谈话。他对那次谈话也是满意的——他在后来审片时说，我们制作的纪录片是近年来关于他的最好的纪录片。基于这些原因，我决定响应建议，实录对杨先生的那段10分钟访谈，用以缅怀杨先生。其内容如下，括号中的文字是访谈人所加。

2019年10月17日访谈现场（右起：熊卫民、杨振宁）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杨先生，您是合肥人，童年、青年时在合肥生活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又多次回到家乡，能不能请您谈谈不同时期对家乡的印象，以及对合肥未来的展望？

杨振宁（以下简称“杨”）：我是1922年在合肥四古巷出生的。四古巷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似乎立了一块牌子，说这是当初的四古巷[1]。那个时候，合肥非常落后，比如说是没有电，我头6年生活在合肥，从来没见过电灯。我们一家所喝的、用的水，是从院子里头一口井里打上来的。在合肥那么多年，我不记得看到过罐头。当时的合肥，恐怕还处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状况）。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回合肥去住了一两个月的样子。然后，我们到昆明。再后，我到美国去留学。之后第一次回到合肥，是1971年的事[2]，尼克松总统当时还没有访问中国——我比他早了半年到新中国去参观访问，我那次就回了一趟合肥。对比我从前所记得的合肥，1971年的新合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不是说新合肥多么近代化了，不是！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人的气质不一样了。我从前离开合肥的时候，街上到处都是文盲，而且讲话都是粗口，1971年我回去时，这些现象基本没有了，而且大家有一种精神，都觉得这是新中国，我们要为新中国努力[3]。21世纪后[4]我又回到合肥很多次。现在的合肥，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而且发展得非常之快。我想，（见证家乡快速发展，）这是我晚年一件很高兴的事。

杨振宁办公室一角挂出《石溪通讯》。他的挂件并不多，却有这张对他1971年演讲的报道 | 熊卫民2019年10月17日摄

熊：对于合肥的未来，您有什么展望呢？

杨：我想，合肥的未来当然是整个中国的未来的一部分。我对中国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因为我想，过去70年，中国翻身变富强，这个趋势必定还会继续下去。现在，GDP每年的增长率还在6%以上。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国家，能够继续维持6%的年增长率，这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对于（中国及合肥的）前途是非常乐观的。

熊：杨先生，您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回望起来，您觉得哪一些因素对您的成才特别关键？

杨：我想，影响一个人成才的有很多因素。孩子有父母和老师。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父母和老师能够了解这个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兴趣当然也可以培养。不过，最初的（兴趣），是不容易（失）掉的。不同的小孩，天生的会对不同的东西发生兴趣，如果父母和老师能够及早发现他的兴趣，帮他培养，这会是导致他成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熊：也即要顺应孩子的兴趣，发挥他的天赋？

杨：是的，（孩子有自己的兴趣，父母和老师发现并帮他发展这个兴趣，）这是相辅相成的事。不同的小孩，对不同的事情，反应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孩子，有很多不一样的兴趣，也有很多不一样的能力。能力和兴趣通常是相互影响的。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父母、老师，乃至整个社会，会引导、教导小孩。这当然有很大的好处，可是也有坏处，因为引导并不完全跟小孩天生的兴趣、能力相符合。如果这里头发生了不符合的现象，就可能产生很不好的结果。所以，第一点是发现小孩的兴趣，然后帮他培养与兴趣相关的能力，那么他会比较容易成功。

熊：您对科学有非常大的贡献，对中美交流也有很大的贡献，甚至在我所在的科学史领域，您也做出过重要的成果。我注意到，您曾经讲过，在所有这些贡献中，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不如人的心态。您为什么会这么说？

杨：一九九几年，香港有一个无线电台访问我。那个无线电台的主持人对新中国是不友善的，但这点我最初不知道，直到他问我问题时我才发觉。他中间问了我一个问题：“杨教授，你觉得你一生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我很快就做了你复述的回答。我一直认为，这是我最重要的贡献。我出生的时候，中国还处在一个差不多被别人瓜分的时代，有亡国灭种的可能。那个时候，我父亲那一辈，我祖父那一辈，对于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我小时候对此就非常了解。我得到诺贝尔奖奖金以后，了解到的情况是，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高兴[5]。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他们为什么高兴？因为中国被欺负了好多年，有很深的自己不如人的心理，我好像替大家出了一口气，我想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而是几亿人的事。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当然，今天已不需要我（做这种事）了，因为（今天的）中华民族不但不是一个落后的民族，还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民族。

熊：是的，1957年你们获奖，振奋了全体国民的精神，这是极有价值的。您上次参观合肥科技馆时曾有过题词，这次能否给前来参观的青少年留下一些新的寄语？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青年学子讲几句寄语也行。

杨：我小时候，在清华园里成长。我父亲是清华的教授，我二零零几年回国，又在清华做教授[6]。我觉得清华校训里的“自强不息”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我希望每一个年轻人，都了解到这句话的意思。一个人不可能一生不遇到困难，在困难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自强不息，能够自强不息的人，最后一定会有相当成就。这就是我给年轻朋友的寄语。

杨先生当年的办公桌 | 熊卫民摄

10分钟也就谈了上面这点内容。

受访人杨先生业已驾鹤西去。网民们谈论他时，貌似多数津津乐道的是他的种种八卦。这无可厚非，在“娱乐至死”的年代，什么都会被娱乐化，更何况，大部分网民根本就不懂他的专业。可杨先生并不是靠那些真真假假的八卦而成为历史人物的。他为科学、为人类、为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因此而被载入世界科学史、中国现代史。我觉得，一个自认为还有点文化的人，应该更关注那些令他成为历史人物的那些事。

注：本文首发于《人文中国》2026年春季刊

注释

[1] 四古巷还在。它北接安庆路，南到长江中路，长仅约150米，巷口立有“四古巷”牌坊。杨振宁出生地杨家大宅已在多年前被拆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原址上建了一个小区。小区院墙目前已成为文化墙，上面挂着多幅杨振宁的照片，并配有“先生以四古巷为根，四古巷也因他而自豪”之类文字。据：刘毅.杨振宁逝世，实探其出生地合肥四古巷：当地居民称为他感到自豪.极目新闻.2025-10-18.

[2] 1971年7月19日，杨振宁从法国巴黎登上飞往上海的飞机，踏上了26年来（杨于1945年赴美）来的首次返国之旅,并在中国一直停留到8月17日才离开。他的日程安排得很满，访问了中国很多城市，在合肥停留的时间大概是1971年7月23日前后。

[3] 这种精神、气质，恐怕是宣传部门有意让合肥的演员向杨先生呈现的。返回美国之后，杨先生于1971年9月21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为题，做了一个做了关于中国现状的演讲，热情洋溢地赞颂中国当时的制度和文化。后来他也有所醒悟，承认自己是“蹩脚的新闻记者”。可参阅：王作跃.杨振宁先生对中美科学交流的贡献 .赛先生.2025-10-20.

[4] 应为“1978年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杨先生也曾多次回到合肥，访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机构。

[5] 这恐怕是有些想当然。当时除了家人的来信、中国物理学会的贺电，杨振宁并没有多少途径获悉国人对此的反应。1957年时，多数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此事。要到1971年中美开始恢复交流，尤其是杨振宁、李政道得到领导人接见后，多数国人才从相关报道中获悉杨振宁、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奖。据：华新民,王作跃.李政道杨振宁遭遇冷处理六十多年前中国人第一次获诺奖[J].科学文化评论,2020,17(01):5-28.

[6] 杨振宁1997年起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现名为高等研究院）名誉主任，1999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2003年正式定居清华园，任清华大学全职教授。

特 别 提 示

『返朴』提供按月检索功能。关注公众号，回复四位数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获取2019年3月的内容目录，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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