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孔 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导读】理解“特朗普2.0时代”看似失控的外交表象背后的真实逻辑，对于研判未来国际秩序的剧烈震荡至关重要。
本文首先驳斥了将特朗普外交简单归结为传统“孤立主义”的常见观点，明确指出其实质是一种褪去自由主义外衣的“非自由主义霸权”形态转型。随后，文章深入剖析了特朗普外交呈现高度不稳定性的四大底层决策逻辑：以个人权威与小圈子效忠为核心的“宫廷政治”与派系式决策机制；将情绪化与“疯子理论”作为谈判威慑筹码的不可预测性；将同盟关系与安全议题彻底“定价化”的极致交易主义；以及基于右翼保守主义和“文明论”的强烈意识形态驱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揭示了白宫决策层内部优势主义派、克制派与优先排序派之间持续且激烈的权力博弈，并指出在战略界老牌鹰派的影响与追求压倒性胜利的“杰克逊主义”传统叠加下，原本高呼克制的特朗普政府在实际操作中反而走向了对立面，让优势主义派成为了最大赢家。
本文认为，“特朗普现象”绝非美国政治的偶然异常，而是其面对多极化转型、全球领导地位相对衰落时所产生的系统性焦虑与结构性征兆。在这种极度个人化和交易化的操作下，美国长期的战略信誉遭到侵蚀，正逐渐沦为一个更具破坏力的“掠夺性霸权”。然而，在旧秩序分崩离析的废墟之上，交易型经贸模式的确立、国家实力向技术竞争的倾斜、普世价值输出的淡化以及美国向“安全赋能者”角色的退缩，有望逐渐沉淀为新秩序的战略基底。文章最终警示，尽管手段更趋极端和非传统，但护持霸权依然是美国外交雷打不动的核心诉求，面对大国竞争的新常态，中国必须穿透其内部博弈的迷雾，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第2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霸权转型还是秩序失控？
——多极化时代的特朗普外交
▍“美国优先”与霸权形态转型
自特朗普在2016年提出“美国优先”以来，学界和政策界围绕这一外交理念的性质展开了广泛争论。一种常见解释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代表了美国孤立主义传统的回归，表现为对国际制度的不信任、对联盟体系的怀疑以及对海外干预的反对。然而，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特朗普政府外交实践中的另一面。尽管特朗普频繁批评美国长期承担全球领导责任，但在实际政策层面，美国并未退出国际舞台，也没有缩减军费开支和减少对外干预，反而以一种更具单边主义的方式塑造国际秩序。
因此，对特朗普外交更准确的理解方式是把它理解为美国霸权形态的转型，特朗普外交政策并不是孤立主义，而是一种不同于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的新型霸权形态。美国政治学家巴里·波森将之称为“非自由主义霸权”（illiberal hegemony）。[1]在他看来，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奉行的大战略是“自由主义霸权”，即在保持军事优势的同时，通过多边制度、自由贸易和民主推广来塑造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特朗普并没有放弃霸权，而只是“拿掉了自由主义的外衣”。
本文试图结合美国学者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观察和讨论，对这种霸权形态的权力结构、决策方式进行细致分析，通过呈现它运作的不稳定性和矛盾性，来展现美国在多极化转型中的权力衰变。
▍特朗普外交的决策逻辑
与冷战后美国外交依赖制度化程序和官僚协调的决策模式不同，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决策呈现出明显的个人化、交易化特征。在实践中，特朗普外交既体现为围绕个人权威展开的“宫廷政治”式决策机制，也表现为以不可预测性为谈判工具的威慑策略，同时将国际关系理解为持续讨价还价的利益交换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融入强烈的意识形态取向。这些相互交织的决策倾向，共同塑造了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第一，更个人化的决策机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迪伦·莱利借用马克斯·韦伯关于统治类型的经典分类，将特朗普的执政方式理解为一种家产制统治（patrimonial rule），[2]认为特朗普代表的是一种以个人权威为核心的统治形式，其中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政治权力往往被视为统治者的私人财产，并通过个人忠诚关系而非制度规则来维持。出于第一任总统任期的教训和对“深层国家”的不信任，特朗普并不十分信任美国官僚体系及其决策过程，而是为自己的家庭成员、商业伙伴以及长期追随者分配政治权力，如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过私人关系和商业网络参与美国政府的中东事务，美国房地产开发商、特朗普挚友威特科夫则被任命为中东问题特使，同时也是特朗普最信任的“私人外交使者”，特朗普的长期追随者斯蒂芬·米勒被任命为白宫政策事务副幕僚长，主导了美国移民、边境等内政政策的走向。
此外，他还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从技术官僚式转变为了派系式。[3]技术官僚式决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下，借助跨部门沟通，实现政策沟通和整合。派系式决策模式下，外交政策的决策链条被压缩甚至绕开，决策集中于总统与少数亲信的小圈子，通过派系之间的竞争，形成可被采纳的具体政策。
这使得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白宫更接近“宫廷政治”（court politics）的权力结构，权力的来源取决于个人与总统的关系。官员需要不断通过政策执行、政治表态或公开忠诚来维持与总统的联系，从而巩固自身在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政策决策过程因此呈现出明显的个人化特征，谁能够影响总统的判断，谁就拥有实际的政策影响力。在这一权力体系中，白宫幕僚长苏西·怀尔斯成为掌控制度流程和维持纪律的大总管，斯蒂芬·米勒负责推进特朗普的内政议题，国务卿和代理国家安全顾问马可·鲁比奥掌控外交，副总统万斯则成为意识形态的操盘手。[4]
该模式还可以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有美国学者将特朗普治下的世界秩序称为“新君主秩序”（neo-royalist order），指出当下国际体系正向一种以少数超级精英网络为中心的等级结构转变。[5]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是围绕个人领袖形成的政治、资本和军事精英网络，它们通过个人忠诚关系和跨国经济联系维持权力，并通过获取财富、地位与象征性资源来巩固统治。
美国学界对个人化决策模式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这种模式能为总统提供在技术官僚体制下无法看到的政策选项，并打破传统官僚体系中可能出现的路径依赖和机构共谋。在技术官僚式决策过程中，各部门往往倾向于在内部协调中形成共识，从而限制某些激进或非传统政策进入决策议程。而在派系式模式下，不同机构或个人围绕总统的总体目标分别提出方案，通过竞争争取总统支持，这种机制在理论上可以增加政策创新的空间，并使领导人能够直接接触到更加多样化的政策建议。同时，通过让不同机构彼此竞争，总统还可以削弱官僚体系内部形成的利益联盟，从而加强对政府机器的控制。
但反对者也指出，派系式决策也会让外交目标不再固定为长期战略规划，而变为可随情势调整的谈判筹码，这使得美国国家决策从制度共识转为领导人意志，国际互动更像个人博弈而非国家博弈，形成所谓“个人化秩序”。当战略依赖个人判断而非制度程序时，承诺可信度减弱，盟友难以预期美国长期立场，也会让国家利益与个人动机边界模糊，统治集团把国家权力当作私人财富来源，通过腐败、寻租、掠夺性政策系统性攫取公共资源的政治体制，形成“盗取型国家”（kleptocracy）。[6]
第二，不可预测性。从决策方式来看，特朗普第二任期仍然延续其高度个人化的领导风格。特朗普不依赖结构化政策讨论，更倾向于基于直觉做出决策，并依赖简化的信息简报来理解复杂政策问题。政策讨论往往通过非正式渠道进行，而总统也频繁通过媒体、社交平台或私人电话直接参与政治事务。这种决策方式使政策制定过程更加灵活，但也使政策走向更加依赖总统个人判断。与此相关，特朗普长期强调“不可预测性”是美国外交的一种优势，他认为通过表现出情绪化、冲动甚至“疯狂”的决策风格，可以使对手无法预测美国的反应，从而在谈判或威慑中迫使对方做出让步。
这种策略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疯子理论”（madman theory）相似，即领导人通过表现出情绪化或不可控的行为，使对手相信其可能采取极端行动，从而提高威慑效果。在外交实践上，包括赫鲁晓夫、尼克松都曾试图将自己塑造成疯子形象，逼迫对手让步。1968年，尼克松为了结束越南战争，曾指示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对北越谈判代表说“尼克松疯了，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所以你们最好在事情变得真正疯狂之前达成协议”[7]。
特朗普将不可预测性视为外交谈判中的战略资产，他曾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声称，外国领导人“尊重我，而且他知道我就是个疯子”；2025年6月，当被问及美国是否会联合以色列攻打伊朗时，他说“我可能会这么做，也可能不会，没人知道我会怎么做”。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高度认可这种外交策略，曾强调如果特朗普担任总统，普京就不会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会迫使普京重新评估形势。[8]
也有不少学者指出“疯子理论”在真正的外交实践中从未奏效，它或许能带来短期的战术收益，但它是以长期战略损失为代价的。[9]美国的谈判对手在面对一位权力强大但行事难以预测的领导人时，可能会谨慎行事，但不会做出重大让步。特朗普的行为只会削弱美国信誉，导致美国联盟体系逐渐弱化，并可能促使更多国家与美国的竞争对手建立合作关系。
第三，交易主义，将外交视同商业交易，一切以讨价还价获取最大利益为先。特朗普将外交关系视为权力和利益交换的过程，要求以经济利益交换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关税作为贸易谈判工具。韦斯·米切尔将这种外交风格界定为“战略交易型外交”（strategic dealmaking）的回归，这种方式将国家间关系看作可以不断重新定价和重新谈判的交换契约，权力的核心功能在于提供谈判杠杆，而外交秩序则体现为围绕具体利益展开的动态讨价还价。他认为这种外交方式恰恰是西方国际政治的长期常态。从近代欧洲均势体系到19世纪大国外交，稳定往往通过灵活联盟、利益交换与持续议价来维持；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制度化承诺、多边规则和价值共同体，反而是对这一传统模式的阶段性偏离。因此，特朗普时期的对外政策并非简单地破坏既有秩序，而是通过将同盟定价化、拆分安全与经济议题、把制裁与多边机制工具化，明确把国际关系转化为一系列可谈判的交易安排，以一种前自由主义时代的方式重新运作国际政治。
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优势，赋予了特朗普讨价还价的资本，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美国市场的全球吸引力，以及美军的全球投送能力，让美国有能力采取独断甚至强硬的单边行动。但这种建立在零和博弈基础上的外交风格，或许短期内能够给美国带来一些利益，但长期来看会破坏美国基于规则、联盟和制度建立的信任与合作关系，逐渐侵蚀美国的全球影响力，让美国沦为“掠夺性霸权”[10]甚至“流氓超级大国”[11]。
也有学者将这种交易主义外交跟现实主义联系起来，认为特朗普以现实主义的交易主义取代了理想主义，将所有行动跟美国自身利益挂钩。[12]但这种观点并没有获得战略界一致认同。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教授乔纳森·科什纳就指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外交并不是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传统强调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进行审慎的权力政治计算，其核心关注点在于国家安全、长期战略稳定以及通过联盟和外交手段维持有利的国际环境。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则更多体现为一种短视、交易式和零和思维的外交方式，与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存在明显差异。[13]
第四，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特朗普外交政策并非简单的现实主义或交易式外交，而是一种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外交战略。忽视这一意识形态维度，将难以理解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许多关键决策。[14]从美国外交传统看，赤裸裸的实力展示和利益算计，不符合人性的道德伪装，现实主义要想作为一种宏观战略得以确立，其拥护者需要构建一种能够赢得人心的道德叙事。[15]连一贯拥护特朗普立场的传统基金会，也曾发布报告呼吁特朗普外交不能仅仅停留在单边主义层面，而是构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国际主义”（nationalist internationalism），即在坚持民族国家主权与国内民主政治优先的前提下，建立由具有相似政治理念的国家和政治力量组成的跨国联盟。[16]
泛泛地看，特朗普式保守主义推崇强人统治、国家主权和文化保守主义，对全球化、多边制度以及自由主义价值观持怀疑甚至敌对态度。特朗普的关税保护主义、削弱软实力机构以及削减对外援助项目，都体现出这种意识形态逻辑。具体来看，特朗普政府同样在右翼保守主义视角下发展对外关系，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包容、对乌克兰的不屑、对以色列的偏袒，都源于右翼保守主义价值立场。在拉美问题上，包括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内的拉美右翼政权明显获得特朗普政府青睐，[17]而委内瑞拉、古巴等左翼政权则成为特朗普政府谋求政权颠覆的对象。推翻马杜罗统治之后，鲁比奥甚至已经将古巴政权更迭期限设定为今年12月。[18]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基于右翼保守主义价值观识别敌我关系，特朗普政府对于意识形态盟友仍然有亲疏远近之别。在这方面，欧洲因其鲜明的“文明论”框架而与众不同。在近两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鲁比奥都在“文明”框架下审视对欧关系，万斯在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欧洲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内部”，强调欧洲在言论自由、宗教价值和政治多元性方面出现“价值退化”。鲁比奥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以更为温和的口吻强化了这一叙事框架，强调跨大西洋联盟应当建立在“共同文明传统”之上，并警告欧洲若放弃民族主权、宗教文化传统和言论自由原则，将削弱整个西方文明的战略韧性。
2025年底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更是指出，欧洲正面临“文明消亡”风险，其原因包括大规模移民、人口结构变化、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以及国家认同的削弱等。美国政府应帮助欧洲“恢复其文明自信与西方身份”，并通过指出欧洲内部的“爱国者”力量拯救欧洲。据《金融时报》报道，为传播美国价值观，美国国务院已经划拨专门经费，在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卿莎拉·罗杰斯领导下，资助欧洲保守主义智库和机构。[19]
▍特朗普外交的权力博弈
在决策落地层面，特朗普外交并非预设战略的线性推进，而是多重力量持续博弈的动态结果。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马伊达·鲁格指出特朗普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并非某种预先设定的战略的最终产物，而是各派系和外部影响之间持续博弈的结果，其政策也始终处于不断重新谈判的状态，特朗普的商人富豪圈子和美国盟友是博弈的外部因素，特朗普决策层的不同派系是博弈的内部因素，这些人围绕总统对“胜利”的偏好竞争各自的政策选项，最后能给总统提供可见的胜利、可交易的收益与力量展示的方案往往会胜出。[20]
白宫内部的博弈主要体现为优势主义派（primacists）、克制派（restrainers）、优先排序派（prioritisers）的竞争。优势主义派遵循传统共和党外交战略，认为当前国际体系正面临来自多个国家日益协调的挑战，如果美国在全球事务中退缩，其战略对手将迅速填补权力真空，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与繁荣。优势主义派反对将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到某个单一区域，而是强调美国应该具备同时应对多个地区冲突的能力。为了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增加国防支出，凭借持续的军事投入和联盟体系，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更强大的规模优势。[21]
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国内形成一股批评这一战略传统的思潮。这种思潮认为美国长期奉行的“深度介入”（deep engagement）战略导致过度扩张、联盟负担不平衡、军事干预失败以及国内政治和财政压力的增加。由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分析人士开始主张减少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和海外承诺，这一立场逐渐被概括为“克制战略”。“克制战略”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而是一个由不同政治传统构成的“广泛联盟”（big tent）。有学者通过梳理学术界和政策界的观点，将克制派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现实主义克制派、保守主义克制派和进步主义克制派。[22]尽管这三类群体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在总体战略目标上都主张美国应谨慎使用军事力量、重视外交与联盟合作，并通过减少不必要的冲突来维护美国长期安全。[23]
优先排序派则认为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时刻”已经结束，美国已经无法同时在多个地区维持压倒性优势，因此必须对国家安全目标进行明确排序，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护最关键的国家利益，同时通过强化盟友合作来维持全球力量平衡。[24]该派认为美国防务战略应围绕两个最重要的任务展开：第一，保护美国本土安全；第二，阻止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应将军事资源集中部署到“印太”地区，通过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盟友的军事合作，构建更强大的地区防御网络。
简单来说，三个派系的核心词分别是全力以赴、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其在特朗普内阁中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国务卿鲁比奥、副总统万斯、国防部政策事务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25]以此为基准，我们再引入外部博弈者，就能编织出特朗普政府在相关外交决策上的权力关系图景。特朗普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最初持克制立场，但优势主义派最终胜出，鲁比奥等人主导了对委内瑞拉的政权颠覆，在以色列和共和党内鹰派压力下，特朗普最终同意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获得格陵兰岛的想法出自亿万富翁罗纳德·劳德（Ronald Lauder），政府内部派系对此有所保留，但为表现对特朗普忠诚并没有反对，后在欧洲盟友强势回击后，以签署协议形式化解这场争端。
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克制派和优先排序派希望通过领土交换和对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快速解决乌克兰危机，但优势主义派希望通过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维持对俄罗斯威慑，维护美国信誉和北约团结。在优势主义派和欧洲国家的联合努力下，特朗普逐渐改变立场，乌克兰利益得到更多保障。在此过程中，俄乌双方都抓住特朗普偏好交易的行事风格，通过提供利润丰厚的商业合作协议，博取更多谈判筹码。
从实际结果看，克制派是特朗普政府内部博弈的最大输家，其立场未从根本上影响特朗普在欧洲、拉美、中东议题上的决策，优先排序派的立场在西半球有所体现，但在欧洲和中东议题上输给了优势主义派。相比较下，优势主义派成了特朗普外交决策的最大赢家，美国没有完全撤出欧洲，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发起政权更迭，都部分迎合了其诉求，这也意味着，一个在MAGA反战喧嚣拥簇下走上总统宝座的特朗普，在实际决策中最终走向了它的对立面。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美国保守派评论家索赫拉布·阿赫马里给出两个关键原因。[26]一是美国战略界仍处于代际更替过程中，老式的共和党鹰派仍然掌控决策体系，能够对特朗普施加关键影响，新锐力量尚不足于主导决策，这使短期来看，优势主义派往往赢得上风，但长期来看，更加克制的力量可能获得更大影响；二是干预主义战略发生了概念转变，即将“政权更迭战争”重新定义为仅指需要派遣地面部队的军事行动。在这种叙事下，过去新保守主义政策的失败被归因于其理想主义的国家建设目标，而新的战略则试图避免承担重建责任，仅通过军事打击削弱对手政权。这种模式实际上并未减少干预主义，而只是将其转变为一种“破坏而不重建”的战争方式。副总统万斯曾在接受采访时宣称，特朗普“对海外干预持极端怀疑态度，但一旦进行干预，就采取极其强硬的姿态……不要频繁出手，但一旦出手，就要全力以赴”，[27]为克制力量的失势给出一个挽回颜面的解释。
对此，有学者用“激进的现实主义”来解释：“当成本可控时，特朗普采取行动；当结果难以预料时，他则选择退出，并在离开时宣称自己取得了成功。”[28]沃尔特·罗素·米德则从美国历史中挖掘出“杰克逊主义”外交传统，将特朗普式外交精髓概括为：“不寻求对外干预，但一旦开战就要求压倒性胜利。”[29]这种杰克逊式策略让特朗普能够同时挑战他阵营中的鹰派和鸽派，在不受约束的干预和克制之间找到平衡点。[30]
▍结语
特朗普代表着美国外交向现实主义的转型，但在特朗普过于个人化的决策方式影响下，这种战略逻辑变得高度不稳定。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持有不同战略愿景的人相互竞争，使得特朗普外交政策成为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如果特朗普能够将其强硬民族主义转化为一种更具战略性和稳定性的政策，美国仍可能在大国竞争时代维持其国际信誉和主导地位，但如果这种政策演变为更加激进的单边主义，美国可能成为破坏国际秩序的“叛逆力量”。
与此同时，也要意识到，特朗普现象不是美国政治的异常，而是国际实力对比演化引发的结构性变化。首先，在很多政策上，特朗普与拜登存在深刻的连续性。[31]尽管特朗普行使权力的方式引发争议，但美国战略界对自身面临的核心挑战认知清晰，对敌我关系的定位也不含糊，特朗普的政策基本只是既有政策的升级。特朗普打击的对象与克林顿、布什、奥巴马时期基本类似，主要是一些相对边缘的国家，这些国家在长期的消耗战中已经被削弱，因此更容易被攻击或颠覆。[32]与此同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内顾”倾向，美国盟友体系的调整，也绝非始于特朗普任期，特朗普不过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加速了这一转型。
其次，从国际实力对比看，特朗普现象彰显了美国面对多极化转型的不适。由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已非必然，全球南方对于发展的呼吁，叠加“中等强国”对于自主的诉求，使得国际秩序呈现出向多极化转型的趋势。在否定旧秩序的同时，特朗普政府尚没有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替代性大战略，共和党阵营内部的大战略叙事相互竞争，尚未形成新的战略整合框架。这意味着，美国并非简单从一种秩序过渡到另一种秩序，而是处于共识重组的过渡阶段。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现象就成为美国衰退的征兆，它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展现出一个深陷衰退的美国，对于丧失霸权地位的焦虑和恐惧。
最后，在混乱和毁灭之余，我们也能窥见一些结构性因素，它们有望沉淀下来，成为新秩序的战略基底。这些要素将包括：第一，从开放到互惠的经贸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以规则和普遍开放为基础的制度型合作，转向以对等条件、战略交换和国家安全为核心的交易型经贸模式；第二，技术竞争趋于激烈，成为国家实力消长的关键变量；第三，民主推广的普遍主义色彩逐渐淡化，意识形态输出不再是战略核心，而是让位于利益与竞争逻辑；第四，美国在联盟体系中的角色从“安全提供者”转向“安全赋能者”（security enabler），盟友将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更大责任。[33]
对中国决策者和学者而言，当务之急是密切追踪美国大战略的理念重组和外交决策的内部博弈。要看到霸权护持仍然是美国外交的核心诉求，特朗普与拜登的区别只在于手段的不同，对此不应抱有任何幻想。
编辑 | 吴应娟
注释
[1]Barry R. Posen,“The Rise of Illiberal Hegemony: Trump’s Surprising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 pp. 20~27.
[2]Dylan Riley,“What Is Trump?”New Left Review, No. 114, Nov/Dec 2018.
[3]Jeremy Shapiro,“H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ake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Blue Blaze Substack, February 23, 2025.
[4]Ezra Klein, Ashley Parker, and Michael Scherer,“Who Has the Power in Trump’s White House?”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 2026.
[5]Stacie E. Goddard and Abraham Newman,“Further Back to the Future: Neo-Royalis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Syst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9, Issue S1, pp. 12~25.
[6]Alexander Cooley and Daniel Nexon,“The Personalist Global Order,”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6, 2026.
[7]Allan Little,“How Trump Is Using the‘Madman Theory’to Try to Change the World (And It’s Working),”BBC, July 6, 2025.
[8]Dave Lawler,“Trump’s‘I’m f***ing Crazy’Foreign Policy,”Axios, October 26, 2024.
[9]Stephen M. Walt,“Things Don’t End Well for Madmen,”Foreign Policy, August 18, 2017; Roseanne McManus,“The Limits of the Madman Theory,”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4, 2025; Keren Yarhi-Milo,“The Price of Unpredictability,”Foreign Affairs, October 2, 2025.
[10]Stephen M. Walt,“The Predatory Hegemon: How Trump Wields American Power,”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6, pp. 8~23; Michael Brenes,“The Transactional Trap: How Foreign Policy Dealmaking Can Sow Violence,”Foreign Affairs, January 7, 2026.
[11]Michael Beckley,“The Age of American Unilateralism,”Foreign Affairs, April 16, 2025.
[12]Raphael Cohen,“America Under Trump Is the Realists’Grand Experiment,”Foreign Policy, April 8, 2025.
[13]Jonathan Kirshner,“Trump’s‘America First’Is Not Realism,”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2, 2025.
[14]Bret Devereaux,“Ideology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rump’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June 13, 2025.
[15]Stacie E. Goddard,“The Tragedy of Great-Power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7, 2026.
[16]Nathan Levine,“Toward a Nationalist Internationalism: The Case for Building a National Conservative Alliance,”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une 13, 2025.
[17]Brian Winter,“Latin America’s Revolution of the Right,”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6, pp. 128~141.
[18]José de Córdoba et al.,“The US Is Actively Seeking Regime Change in Cuba by the End of the Year,”WSJ, January 22, 2026.
[19]Anna Gross, Lucy Fisher, David Sheppard, and Amy Mackinnon,“US Government to Fund Maga-aligned Think-tanks and Charities in Europe,”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6, 2026.
[20]Majda Ruge,“One Battle after Another: Factional Struggles and the Making of Trump’s Foreign Policy,”ECFR, February 6, 2026.
[21]Mitch McConnell,“The Price of American Retreat,”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5, pp. 127~139.
[22]Miranda Priebe et.al,“Competing Visions of Restraint,”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9, No. 2, 2024, pp. 135~169.
[23]Stephen Walt,“Donald Trump Will Never Be a Restrainer,”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30, 2025；牛可：《巴塞维奇与美国“节制转向”》，载《读书》2026年第2期｡
[24]Jennifer Lind and Daryl G. Press,“Strategies of Prioritization,”Foreign Affairs, June 24, 2025; Alex Velez-Green and Robert Peters,“The Prioritization Imperative: A Strategy to Defend America’s Interests in a More Dangerous World,”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ugust 1, 2024; Katherine Thompson,“Pay Attention to the Prioritizers,”Foreign Policy, February 6, 2026.
[25]Alejandro Reyes,“Elbridge Colby and the Reordering of the Indo-Pacific,”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3, 2026.
[26]Sohrab Ahmari,“How JD Vance Lost the Foreign Policy War,”UnHerd, March 1, 2026.
[27]Sohrab Ahmari,“Hillbilly Energy,”The New Statesman, July 15, 2024.
[28]Craig Singleton,“China Grapples With Trump’s Radical Use of Power,”Foreign Policy, January 20, 2026.
[29]Walter Russell Mead,“The Jacksonian Revolt: American Populism and the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7, pp. 2~7.
[30]Emma Ashford,“If Trump Is Neither Hawk nor Dove, What Is He?”Foreign Policy, July 14, 2025.
[31]Richard Fontaine,“The Trump-Biden-Trump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Strategy’s Strange Continuity,”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0, 2025.
[32]Susan Watkins,“Trump Abroad,”New Left Review, No. 157, Jan/Feb 2026, p. 29.
[33]Rebecca Lissner and Mira Rapp-Hooper,“Absent at the Creation? American Strategy and the Delusion of a Post-Trump Restoration,”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5; Oren Cass,“A Grand Strategy of Reciprocity,”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25.